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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刚做记者的时候,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,去现场采访的时候“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”。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。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,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,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。他写: 任静要出去打工,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,求她留下来,说她太小了。姑娘什么也不说,也不看她母亲。那女人求着情,突然大哭起来,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。最后,母亲让步了,大声叫着:“去吧,你愿意去就去吧。” 她转过身,慢慢穿过马路,大声哭喊着。她一走开,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......把头埋在双膝间,抽泣起来。接下来一个小时,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,哭泣着,她们都很生气,不跟对方说话,不看对方一眼,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。 姐姐来了,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:“她叫你当心。”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:“告诉她,我不会有事的。” 五分钟后,姐姐说:“她哭了,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。” 女孩口气很硬:“今天晚上一到那边,我就给她电话。” 工人们装好了车。她终于爬了上去。最后,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,就送过来两百块钱。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,泪水从脸上落下来。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,来送的是父亲,没有拥抱,没有伤感,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:“衣服要暖和,天气凉了,不注意要生病,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,要穿暖和,好吧?”说完这些,转身大步走了。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,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。 ▲美国人何伟在江上对一家人进行采访 ▌他“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” 何伟在90年代来到中国,生活在小城市,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,会有多难。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: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,像春天的暴雪……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。 “这儿埋的是我爷爷。” “才不是呢” “我觉得是。” “瞎说,那是你爸的大哥。” 何伟写: “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,只提跟某人的关系,也没有相关的细节,没有具体的记忆。”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, 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,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,何伟拿起一把铲子,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。 有人拿起一沓冥币,点了起来。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,插在坟头上,香烟笔直地竖立着,几个人退后一步,看着这土坟,议论两句: “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。” “对,贵得很,他原来都抽黑菊花。” “现在买不着了,80年代的时候流行。” 这是人们提到的唯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。 站了一会儿,魏说:“好,走吧。”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:“烟没事吧。” “没事儿。” 他们几个人“顺着那条之字小路,下到了沟谷里,地上是杏花花瓣,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。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。” 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,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。 ▌描述一个国家,要讲清楚背景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·海斯勒,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,让小孩子提问,孩子问“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?”“中国人吃狗吗?” 他感觉很糟糕:“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?”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,在四川涪陵教书的时候,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,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。他对学生解释:“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,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。”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,用时间去长期采访,“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”。 ▌寻路中国:何伟的“惊险”之旅 1996年,从牛津大学毕业,何伟坐火车到处旅行,经过北京,原来打算待一周。决定留下来因为这里的人“比较活泼”。 27岁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: “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,我喜欢这种挑战。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。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,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。” ▲何伟在涪陵,摄于1996年 他没学过中文,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。 “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,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。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,中国变化太快了,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,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——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。”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,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,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,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,如果车撞坏了,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“美中拖拉机协会”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。 他写下人们对他的各种反应:“不管限制是什么,它都是现实的反映。”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,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,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,“罚一点钱”,所以晚上他住在主路分岔出去的土路上,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,他猛地坐起,以为是驶近的车灯,拉开门帘,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,他在那个月光里“静静地坐着,等待我的恐惧平复下来”。 他沿着长城漫游,后来在怀柔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,租住在魏家,墙上是《还珠格格》的海报,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。 “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,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,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,反着放在一起。” 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,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。 “每当月圆的时候,这些家伙尤其活跃,在那样的夜晚,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。”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,村子里叫“搅屎棍”的人向警察告发他。他知道“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”。他找出法律条文,主动去拜访了警察,中秋送了月饼,春节送了水果,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“别作无用功了”。 ▲何伟在中国农村▌何伟笔下的中国农村 他的房主姓魏,卖核桃为生的农民,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,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,收入超过了三万元,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,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。
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,但现在一支接一支,晚上喝酒,问他哪里不对劲。他说“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。”
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,从亲戚那儿借的钱,他准备向银行贷款。在买一样大东西前,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,或者有“关系”去借钱。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“意大利”牌皮鞋,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。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,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。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,能帮他拉到生意。
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,晚饭后,女人打电话给男人,接电话的是别的人,她听了一会儿,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:“他喝醉了,是不是?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?叫他给我电话。”
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,孩子好像没看见。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,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,一开始只是细流,后来漫溢成河,回转盘旋,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。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,精力无穷,喜欢跟他打闹,叫他“魔鬼叔叔”。孩子上学之后,学校里没有零食,也吃不太饱。但一回到家,都是城市旅游的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,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,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,对农村的人来说,“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,电视不看就浪费了”。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,腿上长出赘肉,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,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,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,“不顺气”。她打量着儿子,挺满意“他现在有点像城里孩子了”。 何伟写: “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,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。我并不反对进步,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,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。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,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,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,但何伟并不是从写“史诗”的雄心出发的,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,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。 ▌了解当下中国的“窒息体验” 他的书被称作“非虚构”写作的典范,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。 “非虚构”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,它不是说这东西“是什么”,而是说它“不是什么”。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,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。”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《纽约客》的作者,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记者。他没有学过新闻学,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。 “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,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,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,这对我非常重要。” 这种独立性让他更像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。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,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:“我能顶住。”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。在三岔,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。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,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。争执之后,他写: “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,洗了个澡,一个人吃了晚饭。夜里,我感到一阵麻木。一刹那间,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,感到十分的无助,竟至无法呼吸。” 用连清川的话说:“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,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。”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,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,他们大吵,几乎动起手来。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:“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。”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,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:“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。”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,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,也看自己。 ▌他记录真实的中国,却很少评判 看了何伟这本书,很多美国人对他说:“我一直觉得中国到处都是公安。但是看完这本书却发现,并不是这样的。”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西部荒凉的公路,路边放着一个塑料片做的警察,这是在中国常见的场景,何伟说他选这张照片的意味是说:“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权力机构管的,是市场和普通人自己在管。” 得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师刘香成说过他拍中国的方式:“我并不刻意去拍政治,我只是拍了普通人的生活,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里反映出了政治。” 何伟经常被问:“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?”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。 “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,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,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。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。” 只不过,他说,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,“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。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”,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,反复摇摆,有时自行其是,有时候被裹挟而去。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,但有一个细节除外。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,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。嘉这个字有十四划,不吉利。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。何伟说:“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。” 计算机给的方案是“淞”。改完名字之后,孩子总是一言不发,大人问好几遍,他回答“不好”。有什么不好,他不给理由,也没提出另做选择。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,他没生气,也没冲着他妈吼叫,他的反应只是一句“不好”。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。 时间慢慢过去,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,当中有无能为力,也透露些许力量。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“不好”,很快就懊恼不已。 对这孩子来说,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、大富大贵等等,但到头来,这一切统统“不好”,反正就是拒绝使用。 几个星期后,他的父亲放弃了,再没提起这个名字。 写完这个故事后,何伟不常见地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:“从此以后,他永远叫魏嘉。”
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,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,何伟好像有某种敬重和感情。 ▌人最大的痛苦,就是心灵没有归属 前阵子,我爸打电话给我,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。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,我在那儿出生,长到八岁,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。 我爸问我:“你看你什么意见?”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,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,我只能说:“由它去吧。” 放下电话,我想,由它去吧,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,我只能狠狠心,由它去吧。就当是看历史,旁观好了。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,我不需要这些。别动感情,就这么着吧。 我认为我已经忘了这件事,看何伟的书,我才重新感觉到内心的掀腾。在他书里,写到这个家庭里,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,村里人叫他傻子,没有人理他,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,玩的时候他很欢乐。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,都被村民拦住:“他听不懂。” 有一天,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,到了门口,开开门,他把傻子拉下了车:“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,他们不给,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,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。” 傻子没有任何表情。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,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,进了大门。下午稍晚的时候,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,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。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,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。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,傻子远远地看见他,咧着嘴大笑,指着轿车,比手势,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。 “我懂。”何伟说,“我记得。”他想道个歉,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,已经太晚了,还是把傻子丢在政府了。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,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。 后来补助就有了,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,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“关系”。“反正傻子也看不懂”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。等孩子6岁之后,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,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。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,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,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,和冷漠之下的实质——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,不管你知不知觉,承不承认。 何伟被誉为“最会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作家”。作为记录当代中国的无可替代者。何伟记录中国,不恭维、不谩骂,而是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。许多中国人读过何伟书,会感觉平时是闭着眼生活,读过后是开眼看中国。 “每次读何伟一股凉气上背脊,他比我做中国人更称职。” “多年来所见所闻一直理不清头绪,在外人眼中却看得这么透彻。” 何伟是美国人,他有表述那些不可言说的奢侈:三峡、强拆…… 何伟是外来者,因此,对“头脑成为政治宣传跑马场”、“个人崇拜”、“狭隘民族主义”等行径,比国人抨击地更猛烈、也更“嫉恶如仇”…… 难能可贵的是,他还是亲身参与者,懂得宽和理解这一切。他对中国普通人的具体而微记录,透视着对中国政治、经济体系的深刻剖析。他讲述的虽然不是此时此刻的中国,但是放在任一时代都具有普遍意义。就如今天现实的诸多魔幻,都可在他书里找到常读常新的底色。 敢写、会写、能出版,这些加在一起成就了何伟的《江城》《奇石》《寻路中国》,对中国读者来说,一切都是熟悉的,又是陌生的。由于书中感触点太多,几乎每页都有: 读得快的读者说:太流畅了,就算我状态差到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了,何伟的书也能一口气读五百页。 读得慢的读者:断续读了两个月,不是因为不好读,恰恰相反,是太好读了以至舍不得很快读完。 来源 | 原载《锦绣》杂志2011年7月号。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 -END- 最近微信公众号改版了 为了您更容易看到推送的文章 也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 请您将此号设置成“星标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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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:这个拎着铁锹的美国人,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
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,但现在一支接一支,晚上喝酒,问他哪里不对劲。他说“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。”
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,从亲戚那儿借的钱,他准备向银行贷款。在买一样大东西前,大多数中国人要存很多年的钱,或者有“关系”去借钱。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“意大利”牌皮鞋,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。他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,每次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。来旅游的人有时候留下来的高级烟很管用,能帮他拉到生意。
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,晚饭后,女人打电话给男人,接电话的是别的人,她听了一会儿,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:“他喝醉了,是不是?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?叫他给我电话。”
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,孩子好像没看见。
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,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,何伟好像有某种敬重和感情。
今天,何伟已经离开中国。很多读者慨言,何伟的书,能够出版实属幸事。如此真实的书,中文版竟然全数呈现。更有人说,怕是很长时间都找不到这么好看的书了,且看且珍惜吧。长按下图,识别图中的二维码,即可购买收藏何伟纪实作品集(3册):《江城》《奇石》《寻路中国》(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独家定制书单“解剖中国社会”系列):